[11] 讲法治，说到底就是要坚守公平正义，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民权利。
[38] 如上所述，行政没收的种类繁多，可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1）违法没收，主要是没收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其二，是保安处分性没收。
该当性是形式违法性判断，即判断行为是否该当法律规定的禁止性义务。因此，土地管理机关在必要时，可将土地连同土地上建筑物一同没收。但是，非违法没收却会改变物的所有权，国家取得所有权是一种继受取得[45]。但是，这些条文并未直接规定非违法没收。（2）符合该当性但不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
行为人的危险性是面向‘未来的概念，罪责则面向‘过去，是指已犯下的罪行[49]。（二）隐匿的他人邮件、电报。另一方面，智慧警务本身仍然存在一定的技术上、组织上的创新局限需要进一步规范。
情报主导警务模式之下，警务活动以案发后侦查或调查技术为主，其收集的信息主要与案件相关，只能通过个别案件的制裁实现对行为人和公众的警示，难以通过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尚未发生的社会治安秩序危险源。算法对公民权利带来了诸多风险。反之，侵害性越弱，授权明确性要求越低。因此，当前《人民警察法》缺少对智慧警务中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危险预防等新兴手段的概括授权条款和标准授权条款。
以授权基础理论为基准，《人民警察法》第2条第1款和第6条作为任务概括条款可以涵盖智慧警务模式下日益凸显的危险预防任务，但现有警察法规范缺乏对警察机关之外其他智慧警务参与主体和新兴智慧警务手段的授权。然而，这并不影响对于授权基础的必要性作出如下判断：任务概括条款是智慧警务模式下警察法授权体系建构的前提，但不足以构成授权基础的全部。
但不同于标准授权条款的是，概括授权条款的功能在于避免挂一漏万，允许警察针对立法时预想不到的各种危害采取必要的防止措施。仅《反恐怖主义法》第53条第2款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59条第2款是针对危险行为的事前预防。门槛理论可以超出刑事侦查领域运用到整个警察法领域。海量、高速、多样的数据是智慧警务开展的基础和前提。
存在分歧的是，授权基础是否包含任务概括条款。另一方面，警察机关根据大数据和算法分析形成预测，基于预测部署巡防警力，对风险源采取预防措施。（一）任务概括条款是授权体系建构的前提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运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其将对公民权利造成损害。这里的法律效果主要是指采取的干预措施。
最后，针对授权基础的不足予以补足。警察机关可从商业机构、社会机关调取相关信息。
算法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不透明。智慧警务的全面开展，要求对现有的警察法体系进行全面反思和调整。
在我国，警察权是法律赋予的实现警察任务的权力，其内涵通过职责与权限来表达。对此，应当依循授权基础理论对警察法授权体系进行补足，从而顺应智慧警务的发展趋势。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1年第1期。也就是说，概括授权条款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应当与标准化措施具有一致性。有业界人士认为，我国是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最广泛的国家。算法失误导致公民权利干预的错误。
最有代表性的措施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即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采取多种有效手段，消除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具体到警务活动，警察法规范构成了警察权的授权基础。
无论是警察机关直接或者间接采集个人数据信息，还是向其他社会机构、商业机构调取个人数据，均对公民的数据权利形成干预。因此，应当允许智慧警务的实施，以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安全治理。
基本权利的防御功能和法治国原则均要求立法机关纵然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来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但法律规范在对象、措施、范围以及针对哪种基本权利上必须非常明确具体，使公民可以从该规范中明确获知自己应当如何行为。标准授权条款规定于一般警察法中，授予警察机关频繁行使的干预公民权利的职权。
算法黑箱的原因是多重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导致的算法不透明。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强度越大，法律明确性应当越高。这是因为，刑事侦查行为与警察执法行为均对公民权利形成不同程度的干预。例如，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15-18条规定了数据主体的充分知情权、要求更正权、要求删除权（被遗忘权）和限制处理权。
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第2条第1款和第6条第（一）项将预防作为人民警察的任务和职责之一。对权利的侵害性越强，授权明确性的要求越高。
任务概括条款的意义在于厘清警察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社会权力的边界。尽管智慧警务对于社会安全治理是必要的，智慧警务的实施应当予以一定的限制。
第三，规范来源较为分散、不系统、位阶低。从公安机关的技术手段来看，预防仍然只是通过个案实施制裁，以杜绝违法之侵害。
授权基础理论是对警察权授权条款的分类。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从静态上能够较为准确全面地描绘出个人图景，而从动态上还能一直跟进个人的发展变化，这运用到警务活动中，即形成边沁所言的每个人随时可能受到监视，但每个人却不知道何时受到监视的类似圆形监狱的效果。此外，数据本身的错误也可能导致算法失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宪法信息自决权作为执法机构运用数据筛选的边界。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则将第四修正案中衍生的隐私权作为警察机关运用新兴技术的界限。任务概括条款无法为警察权的行使提供明确依据，因此其仅得针对不干预公民权利的行为。
两种权限区分的标准在于前者针对的是个案中所肇致的具体危害。算法失误，也即算法不正确或者不准确。
智慧警务模式下的大数据技术将危险预防变成现实。一是警察机关直接采集数据。